如何看待读书无用论？

如何看待读书无用论？

在现阶段，因为“读书贵、就业难”，就业低起薪遭遇“寒流”和其他各种原因和目的， 社会上特别是大学生群体中流行了新“读书无用论”，这实际上指的是庞大的教育成本，置换来相对较低的回报，造成人们对读书的现实功效的一种否定与怀疑。受教育的高成本、高投入与严峻的就业现实存在较大差距，所学无处用，所用非所学，是造成此现象的普遍原因。 读书无用论是某些人或群体在评价社会现象时，因为目标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自我难以理解或难以改变，而对读书（或教育、知识、学习）所持有的一系列否定态度和观点。读书无用论，由来已久，最古的主张者也许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仲由，即子路，他的那句“以此言之，何学之有？”提出了对学习的质疑。而近代所谓的“读书无用论”则源自于文化大革命时期，认为读书没有实用价值、读书不能创造财富，这一观点更发展成“读书越多越反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这也是热门的公众话题，也因此曾经贻误了一代青年的发展。最近，《重庆晚报》报道，与三年前的高中入学数量相比，重庆高考报名人数比当初减少2万人左右。而据调查，应届高三学生中，有上万考生没有报名参加高考，这些考生多是农村考生。在此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上完大学也找不到好工作，这就使得“读书无用论”思想在农村蔓延，如果孩子成绩平平只能上专科，还不如早些出去打工挣钱。于是，新“读书无用论”渐渐在农村有“抬头”的趋势。 “读书无用论”由来已久。最古的主张者也许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仲由，即子路。他曾对老师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记在《论语》里（《先进》）。这就是说，有了人，有了土地（社）、粮食（稷），还读什么书？有饭吃就是“学”了。书能当作饭吃吗？这话是从一个人做官引起的，可见用意在于做官就是为学。孔子不赞成，也没有驳回。孔子的私淑弟子孟轲也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尽心》）一捆竹简他才取两三条，公然说无书胜有书。诵读诗书的儒家祖师爷尚且有此论调，“绝圣弃智”的道家和“摩顶放踵”的墨家之流更不必提了。这是两千多年前的话。不仅如此。“读书无用”实指书生无用，文人无用。此论也是由来久矣。试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记载的，一千年前的五代时期的一些“妙人妙事”。 五代的国号是梁、唐、晋、汉、周。除第一代以外总是后一个比前一个更古。若再有第六代，那应该是殷商了。不错，接下去的是宋。春秋时的宋国据说是殷人的后代。只不知赵匡胤取国号时是否考虑过这一点。照国号看，这些国君应当是“信而好古”的。然而不然。这都是文臣的主意。后唐明宗即位时，有人建议自建国号。这位皇帝问：“何谓国号？”（卷二七五）他“目不知书。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诲读之。重诲亦不能尽通”（同上）。这才“选文学之臣，与之共事，以备应对”（同上）。选出来的便是翰林学士冯道。他是历事四朝，历来挨骂的，当时却被尊重如圣人。他官大，名大，其实不过是“以备应对”，起点咨询作用的无足轻重的人。他自己也说：“我书生也。当奏事而已。”（卷二八七）不过有时上上条陈提点意见罢了（《通鉴》里记了他的一些意见）。后唐明宗是沙陀族人，不识汉字是不奇怪的。刘邦、项羽是汉族人，也是著名不读书的。 后晋一位掌权大臣说：“吾不知朝廷设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当尽去之。”（卷二八四）胡三省在这下面的注中大发感慨说：“呜呼！此等气习自唐刘已为文宗言之。……非有国者之福也。虽然，吾党亦有过焉。”（同上）他说的“吾党”就是“我辈”，指的是做官的文人。他说不必怪武人（“夫何足责？”），而怪文人自己，有点自我批评精神。 五代的后汉时，大官们曾吵过一架。一个说：“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安用毛锥？”另一个说：“无毛锥则财赋何从可出？”（卷二八九）这后一位是管财政的。在他眼中，“毛锥（笔）”的用处也就是收税记账。他不算是“文官”。所以他同样“尤不喜文臣。尝曰：此辈授之握算，不知纵横，何益于用”？（同上）因此他给文官的“俸禄皆以不堪资军者给之”（同上）。俸禄大概是实物，不能军用的才给文臣，而且故意高估价值，实际是打了折扣。（“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除这个“毛锥论”以外，还有个理论。后汉高祖任命的一位最高掌权大臣“素不喜书生。尝言：国家府廪实，甲兵强，乃为急务。至于文章礼乐，何足介意？”（卷二八八）这实际上是孔子早已讲过的：“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国家有了粮食（廪实），有了武器（兵强），老百姓还能不听话信从吗？所以商鞅相秦，讲求耕、战。可见所谓儒、法两家的政治主张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 为什么武人不喜文士？为什么胡三省要文人自我反省？五代的后汉一位武官“尤恶文士。常曰：此属轻人，难耐。每谓吾辈为卒”（卷二八八）。文人瞧不起武人，当然要挨骂。可是顺从附和也不行。后梁太祖还没当上皇帝时，曾和僚佐及游客（门客之类）坐于大柳树下。忽然他说：这柳树可以做车毂。有几个游客便跟着说“宜为车毂”。这可遭殃了。这个未来皇帝“勃然厉声曰：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毂须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他随即“顾左右曰：尚何待？”于是“左右数十人言宜为车毂者，悉扑杀之。”（卷二六五）不但武人，文人也自相攻击。有一位官员“屡举进士，竟不中第，故深恶缙绅之士”。他趁那位未来皇帝大杀朝士的时候建议：“此辈尝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同上）被杀的都被“投尸于河”。这个建议人“见朝士皆颐指气使，旁若无人”。“时人谓之鸱枭。”（同上）也有不这样的，处境就不妙。后晋时一位大臣（节度使），“厚文士而薄武人，爱农民而严士卒，由是将士怨之”（卷二八一）。结果是引起了一场兵变。 还有更倒霉的。黄巢入长安建立齐朝后，“有书尚书省门为诗以嘲贼者”。结果是：“大索城中能为诗者，尽杀之。识字者执贱役。凡杀三千余人。”（卷二五四）可见读书又会作诗，不但无用，而且有害了。 以上这些不过是从几本《通鉴》里抄出来的。若不嫌麻烦，大翻典籍，“读书无用论”的传统恐怕是代有新义的。不过分析起来，认“读书无用”者即认书生无用者，也只有两派。武官不喜文官是一派。文人也不喜文人是又一派。后一派中，不仅有讲政治经济实用的瞧不起“舞文弄墨”的，还有“文人相轻”的。 上溯到孔、孟，可发现他们和后来的不一样。孔老夫子很重视学习。《论语》一开头便是“学而时习之”。以后又多次讲为“学”。不赞成读书的子路也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他否定书，并不否定学。除此处以外，《论语》中没有再提到“书”。读的书好像只是“诗”。写定了没有，也不知道。《孟子》里有两处提到“书”。一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心》）。一是“颂（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万章》）早期“读书无用”的宏论可能有两点原因。一是书少。二是书不可靠。书少。孔、孟当时的古书还是刻在竹片上的。也可以写下来，例如“子张书诸绅”（《论语·卫灵公》）。《孟子》的长篇大论不像是刻竹简。不过直到汉朝还是帛和简并用。书的抄写、保存、传播都不容易。殷商的甲骨卜辞在春秋战国时大概已埋进土里了。口传和有文字的书是《诗》和《书》。所以《论语》多次提到学“诗”。《孟子》才提到读“书”（《尚书》）。这两者一是文，一是史，不是两者合一的史诗。《论语》说“文献不足”，说“史之阙文”，好像《尚书》还未成书。只有《述而》中一次提到“易”（“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不知是不是《周易》这部书。《春秋》是孔子时才有的。古时不但书少而且多半口传，所以《论语》中记载，有人问孔子的儿子学什么，以为圣人可能“私其子”，另有传授（《季氏》）。从春秋到战国，大约书写工具有发展，书多起来了。这才有“其书五车”之说，而孟子也才有“不如无书”之叹。书少，自然“为学”不能仅靠读书。学，靠的是经验。重口传，不重“本本”。 书不可靠。不但孟子引了《武成》，说明其夸张，也不仅是《庄子》中“寓言十九”，就是在《孟子》这部书中，就有很多故事难说真假。乞食的人竟有一妻一妾（《离娄》），且不说，以《万章》一篇为例，其中舜的故事成批，一个接一个，上继尧，下接禹，很完整。子产的故事活灵活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伊尹的故事中自吹自擂：“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也。予（我）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百里奚自卖自身当宰相的故事也有说明。孔子、伯夷、柳下惠都有故事作为孟子讲道理的佐证。孟献子、晋平公、齐景公以及缪公对待子思的几个故事也是这样。孟子又说到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说是“好事者为之也”。又说舜的一个故事荒唐，“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齐国东部靠海，是“百家争鸣”之处。那里的荒诞之说也不会仅邹衍一家，早有此风气，所以孟子把荒诞派这顶帽子送给齐东人。《孟子》中故事不少，《万章》篇更是故事集。古书中故事多，不足为奇。这是古人的一种思想模式，或则通俗些说是思想习惯。用故事讲道理，故事就是道理。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但在中国特别发达，长久而且普及。也许因此佛教进来后其中故事流传很多。中印思想习惯有些不同，故事转化也快。“太子”出家的意义在中印双方大不相同。这和“读书无用论”也有关系。因为故事多，寓言多，习惯用隐喻说话、写文，所以就不是事实，不可靠了。不是事实，又不好懂，当然除了吃饱饭的人以外谁耐烦去猜哑谜？何况汉字最少要认识一两千才能读书，还不一定懂。（其实拼音文字要记的词更多，并非一拼字母就懂。各国都一样。） 早期古人不过说：“何必读书”，不尽是“信书”，后来的人一再提出“读书无用论”，重点却在一个“用”字，而且着重在读书的人无用。这好像深了一层，其实所依据的是一样。不识字，不读书，照样当皇帝，做大官，指挥兵马，富可敌国。识字也不过记姓名（项羽说的），记流水账（包括《春秋》记事和给皇帝编家谱）。书，既不能吃，又不能穿。读书常和挨饿相连。但是有的书还有用。萧何收秦图籍，知道了各地出产，能搜刮多少。这些大概是《禹贡》一类，记下“厥土”，“厥贡”，所以对于治国有用，而且是“速效”，能“立竿见影”的。不过这类“图籍”好像不算正式的书，只是档案。萧何也不是读书人。靠读书吃饭的儒生、文士，除了当“文学侍从之臣”以外，只有“设帐”收几个孩子教识字。这怎么能吸引人呢？孔、孟是大圣大贤，都没有说过“读书高”。“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的歪诗本身就不像是读过多少书的人作的。 不论孔子和子路讲的“学”是什么，“学”不限于读书倒是真的。秦朝规定“以吏为师”。官吏就是教师，教“律法”。口口相传，照着样子做，依靠经验，不就行了？可是书总烧不完。中国的书口传笔抄，到唐末才印出来。五代还有活字版。印刷术兴起，冯道才建议刻“九经”。宋代起，刻板和传抄并行。口传的还有，只是秘诀之类了。奇怪的是当晚唐、五代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读书无用论”正是兴旺之时，为什么印刷书的技术偏偏会发达起来？难道是，读书无用，印书有用；在朝廷上无用，在民间反倒有用吗？书是有用的，但用处不在给人读，尤其是不在于给人读懂。多数人不识字，也要书，例如流通佛经就有利益。大乱的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并不缺少书，兵火中一烧再烧，也没烧完，正像大乱的战国时期书也大发展那样。这是什么原故？为什么总不缺少读书和作书的书呆子呢？书对他们究竟有用没有？有什么用？古来读书人是极少数，处在不识字和识字而不读书的人的汪洋大海中，而竟然从“坑儒”以来没有全部“灭顶”。“读书无用论”两千多年未绝而读书还在继续。这些坚持读书的极少数人究竟迷上了什么？世上竟有迷上“无用”的人？ 恐怕实际上“读书无用”并无此“论”，也没有“书无用论”或则“书生无用论”。讲实用者对于能为我所用的书，对于读书而能为我所用的人，当然绝不排斥的。司马光的《通鉴》（原名《历代君臣事迹》）不是以“资治”之名而传吗？几千年来，有人识字读书，有人识字而不读书，有人不识字不读书，有人不上学读书而跑书摊买画报看，各得其所，并不都是书呆子。不是个个人都那么打算盘讲眼前实用效益的。冻饿而死的“卖火柴的女孩”不是还在亮光一闪中得到安慰吗？有书就有人读。谁知道有没有用？“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见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