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同堂》创于20年代多少世纪

《四世同堂》创于20年代多少世纪

老舍的《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是老舍最著名的长篇小说，这部百万字的巨著描述了卢沟桥事件爆发的一九三七年至日本投降的八年间北京普通市民遭受到的残酷压迫与统治，以及他们面对生与死的自尊与自省。这部小说的创作始于一九四三年，当时老舍住在距重庆不远的北碚，写一些宣传抗战思想的短篇小说和剧本。在战争爆发之前老舍就打算写一个家庭的故事，反映旧家庭因社会变化而引起的变革。一九四三年底，老舍夫人设法离开了被占领的北京，带着孩子历尽艰辛来到重庆。在夫人的叙述中，老舍了解到日本占领下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和苦难遭遇。于是他决定写一部长篇小说，希望能借此传播抗战的力量。他从一九四四年开始写作，但由于生活不稳定，健康状况差，包括不时发作的疟疾，还有养家糊口的压力，他不得不将小说分为三部出版。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开始，第一部以《惶惑》为题在重庆一家报纸上连载，一九四六年稍晚，这一部和第二部《偷生》合并，分为上下册在上海出版。一九四六年三月，老舍和曹禺应邀赴美，在那里老舍完成了小说的最后一部，并和艾达·浦爱德合作完成了英译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老舍返回国内并促成了第三部《饥荒》的发表。　　小说所述的故事发生在北京一个距护国寺不远的"小羊圈胡同"。祁家守旧的祁老人与儿子天佑、孙子瑞宣、瑞丰、瑞全及曾孙小顺儿、小妞儿四代人同居一院，这四代人中的上下两代人分别代表了新旧两个世代。祁老太爷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精髓"。他怯懦地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甚至当日本人打到北京时，他也认为只要准备一些粮食与咸菜，堵上自家院门，就可以万事大吉。都快当亡国奴了，他还想着自己的生日，"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尽管自己只是平头百姓，心里却总忘不了把人严格的地分为尊卑贵贱，忠实而真诚地按照祖传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他奉行着"和气生财"的人生哲学，"善良"到了逆来顺受的地步。他向来抄家的便衣微笑、鞠躬，和蔼的领受"训示"；他非常同情邻居钱默呤受日军凌辱的遭遇，又怕连累自己而不敢去探望。他的性格特征就是懦弱、拘谨、苟安。祁老人的长孙瑞宣大致也属于老派市民，但他是较年轻的一代，在他身上集中了更加深刻尖锐的矛盾。他受过现代的教育，有爱国心，也有某些现代意识，但他又是北京文化熏陶出来的祁氏大家族的长孙，在他身上体现着古老的北京文化在现在新思潮冲击下产生的矛盾与困扰。在民族危难的时刻，瑞宣虽然终于"找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地位"，但小说中更多表现出他的性格矛盾和无穷的精神苦恼。三孙子瑞全对那个变化的社会做出的反应与选择的道路更为积极一些，他未婚，在国难深重的时候他离家参加了抗日组织。瑞全可以被视为摆脱了传统束缚的新一代的代表，老舍将这位年轻的革命英雄作为善的道德倾向的例子。二孙子瑞丰是一个没有道德脊梁的软弱男人，他是一个投机分子和趋炎附势者，他的懦弱和巴结权贵的欲望导致了他的死亡，在哥哥和弟弟之间长大的他，即不受传统道德的约束，也不盼着新的社会秩序。　　与其说祁家是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的缩影，不如说它是一艘在近代中国之海的航行中徐徐下沉的船只，家属则是这艘船上的乘客。船在日本侵略的风暴中渐渐下沉，船上的人都努力想阻止它的下沉，却都未从根本上认识到这艘船本身的结构问题。通观这部小说的整体，"四世同堂"所象征的传统的家庭形式丝毫未被否定。这与巴金在小说《家》中对建筑在儒家伦理基础上的传统家庭形式所作的全面否定形成鲜明的对照。代表祁家年轻一代的瑞宣、瑞丰、瑞全三兄弟与《家》中的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似乎不无相似之处，但是在《四世同堂》第一部的前半部分，离开家去参加抗日战争的瑞全与觉慧有着根本上的差异，那就是他的离家出走并不是对"家"本身的否定。而巴金笔下的觉慧是"家"的彻底反叛者。而作为《四世同堂》中中心人物的长孙瑞宣，为了维护"家"，即便是出于无奈，他也是忍辱负重过着黯淡的日子。因此在《四世同堂》中，老舍所表明的是，对大众来说，"家"是处在时代转换时期的必须加以改良的对象，而不是一定要从根本上加以否定的对象。　　小说中另一个受到主要关注的人是诗人钱默吟。钱默吟是中国文化中儒者难士的代表，他在国难当头的危急之时所表现出的决断坚毅，有力地证明了古老民族的不可摇撼和古老文化的厚积薄发。钱默吟是一个带有古典风尚和旧时士大夫气的老诗人。他"像一本古书似的，宽大、雅静尊严"。他酷好陶诗、爱花、爱酒。在和平的日子里，有了这些，他足以自得其乐，安度余生，这正是传统文化中隐者的典型。但是，北平的沦陷使他清醒，"亡国"的意识使他不能再安于隐居。他支持儿子仲石的出走，他不屈于敌人的严刑铐打，顽强地与敌人做着斗争，终于由隐士变成了从事秘密抗日宣传的战士。钱默吟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地道的中国人带着他的诗歌、礼义、图画、道德，是会为一个信念而杀身成仁的。抱着这种杀身成仁他斩断了过去的生活，而成为一个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民族英雄。　　冠晓荷也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老舍对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的讽刺和抨击则集中在冠晓荷身上。冠晓荷是一个投机分子和无耻的汉奸，他的无聊来源于他的敷衍处世，疏傲求静，醉心于烟酒饭菜，贪图享乐的人生观。他只是表面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形式上的东西，附庸风雅、装腔作势而根本不懂其文化的实质。在沦陷之时，他的无聊又必然使其向日本侵略者摇尾乞怜，出卖国家，成为一个民族的败类。　　《四世同堂》虽然以祁家为中心展开故事情节，其对众多人物的描述已经远远超过家的范围。老舍将一条典型的北京胡同"小羊圈胡同"的居民个性化，描绘了北京日常生活的全景，如棚匠刘师傅、洋车夫小崔和剃头匠孙七，当他们面对战争的动乱时，为了生存而努力和冒险。老舍在作品中流露出了对他们命运的深切理解和同情。小说中的人物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社会，老舍以明晰的笔触将其缺点和优点个性化。战争和日本人在小说中没有直接表现出来，他们只是被提起或评论到；战争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它的出现引发了一个病态社会的种种问题。《四世同堂》是一部民族的痛史、愤史，它在决心自食于民族积弱的同时，又无时无刻不在昭示着古老民族的浩然正气和无畏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