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愁予的《错误》赏析

郑愁予的《错误》赏析

《错误》赏析郑愁予的《错误》这首小诗，轻巧清隽，是一首至今仍脍炙人口的佳作。如果说，郑愁予的作品最能引起共鸣、最能打动人心灵深处的地方，莫过于美与情，那么《错误》这首诗可谓其中的佼佼者，为诗人奠定了他在台湾诗坛上不可忽视的地位和影响。初看这首诗时，最先感受到的便是它的中国性。这是一首绝对的中国诗，是一首属于中国人的诗，讲着一个永恒、美丽的中国的故事。因此，这首诗的外壳虽标榜着学习西方技巧的现代派，但它所传达出的更深一层的中国传统意识是不可置疑的。《错误》一诗，承受的可说是中国古代宫怨和闺怨一类诗歌的传统。诗中主人公"我"骑着马周游江南，留下了独守空闺的女子，日以继夜地等待着、盼望着情人"我"的归来。然而女子痴痴的深情却换来了漫长又百般无聊的等待。所以，她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没有"东风"为她传递消息，没有满天飞舞的春天的"柳絮"；所以她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时刻留意着青石道上的"跫音"，甚至连帷幕也不揭开，去看看窗外花团锦簇的春景。刘禹锡《春词》中"新妆宜面下朱楼，深锁春光一院愁"与上述所咏的怨情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含蓄不露，又悠长深远。终于"我"回来了，达达的马蹄声对她而言是美丽的，因为日盼夜 盼的心上人归来了，但转瞬间，这无限的喜悦变成了无限的失望。因为"我"只不过是过路罢了，而不是"归人"。这"美丽的错误"捉弄了她，就好像上天捉弄了她一样。或许，有些人会把诗中的"我"理解为浪子无家可归的悲哀，而这种理解是未尝不可的。处在那个动荡时代的台湾人的心态是一种漂泊，等待着一天能够有个定位，他们在台湾岛上仅是一个过客，想着有一天能回到故乡，与亲人团聚。然而，由于政治缘故，他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因而产生出失落惆怅之感。不过，如果尝试把郑愁予的其他诗作与《错误》相对比的话，不难找出有力的旁证。如郑愁予《情妇》中"我想，寂寥与等待，对妇人是好的"和"因我不是常常回家大那种人"两行，皆表现出女子深守闺中，等待主人公归来的主题。另一首诗《窗外的女奴》中"我是南面的神，裸着的臂用纱样的黑夜缠绕。于是，垂在腕上的星星是我的女奴"亦透露了女子在冷清寂寞的悠长岁月中，空等着男子归来的凄凉心境。《错误》这首诗共九行，九十四个字，全篇幅不长，但所表现的艺术技巧不仅被人称道，更被人在口头上传诵。从结构上看，隐含着纵横两条线索。明显可见的纵线是自大景到小景，层次分明。开头两句先以广阔的江南为背景，再将镜头推移到小城，然后到街道、帷幕、窗扉，最后落在马蹄上及打破前面一片寂静的马蹄声。这种写法与柳宗元《江雪》中从"千山鸟飞绝"的大景，最后落墨在渔翁独钓江心的小景上的空间处理，颇有相似之处，将诗情层层推向高潮。从横线来看，开头两句应该是结尾，正是因为"我"从江南走至女子的处所也不进去，女子期盼的"容颜如莲花开落"，等待的炽情变成了心灰意冷。最后两句本应该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所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在这里诗人用了一个小倒装句。这样的安排，造成了结构上的参差错落，因而更显得诗意盎然，在不协调中闪发出光彩。这首诗另一动人之处是其语言之美，特别是"美丽的错误"数字。这句话原本就是矛盾的，"达达的马蹄"敲响了女子希望重逢的心灵深处，因而美丽。不过，这马蹄声仅仅从前面路过，并不为她的企盼而停驻，因而是个错误。这一起一伏，前后情景的逆转，产生了高度的戏剧性，更形成了清劲跌宕之势。若与此诗的中国性联想，又似王翰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所表现的意境。 同时，郑愁予在诗中还运用了中国传统古典诗歌的意象，如"莲花"、"柳絮"、"马蹄"、"春帏"，特别是"东风"这一意象取李商隐《无题》中"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之意，再再表现了郑愁予中国性的最根本的所在。杨牧在《郑愁予传奇》的长篇文章说："郑愁予是中国的中国诗人，用良好的中国文字写作，形象准确，声籁华美，而且绝对地现代的"，强调了郑愁予诗歌语言的中国化，从而体现了中国的思想与情感。文字纯净是这首诗的另一个优点。郑愁予在谈论写诗技巧时，说："写诗要忠诚，对自己诚，而不是唬唬人的，如果写的东西连自己都不确定，那就是不忠实。"因而郑愁予的《错误》强调纯净利落，清新轻灵，不在文字上玩弄游戏，或堆砌词藻，竭力以最忠实的文字展示诗人最忠实的感情。这是一首真实、真情的诗。《错误》至今仍能打动无数读者的心弦，我想最重要的因素不在于以词藻取胜，而是以它内在的情感感动人。这种情感不伪装、不雕饰，在诗中使情景和谐一致，产生了意味不尽的艺术感染力。欣赏《错误》1．解题现代诗社主要成员郑愁予的诗歌以婉约见长，他的爱情诗更是清新婉约。《错误》以江南的小城为中心意象，写思妇盼归人的情思，意境优美深婉，被誉为“现代抒情诗的绝唱”。杨牧：“自从现代以后，中国也有些外国诗人，用生疏恶劣的中国文学写他们的‘现代感觉’，但郑愁予是中国的中国诗人，用良好的中国文字写作，形象准确，诗句华美，而且绝对是现代的。”郑诗大都以旅人为抒情主人公，被称为“浪子诗人”。“我从小是在抗战中长大，所以我接触到中国的苦难，人民流浪不安的生活，我把这些写进诗里，有些人便叫我‘浪子’。其实影响我童年的和青年时代的，更多的是传统的仁侠精神。”（仁侠精神与浪子情怀的结合）他的诗歌在台湾传唱的程度，恐怕不亚于李后主、李商隐。他的诗歌，一种是豪放、爽快、豁达的“仁侠”精神，酷似李白；一种则是曲折动人、情意绵绵、欲语还羞的婉约情韵，宛若李商隐。两种气质充分显示了诗人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正是这种修养使他避免了台湾现代派诗歌的缺点，把中国的传统意识和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技巧结合得浑然一体，使他成为地地道道的“中国的中国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