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平定安史之乱功劳全在朔方节度使?

为什么平定安史之乱功劳全在朔方节度使?

郭子仪是唐朝平定“安史之乱”，救唐朝大厦于即倒的功勋。“安史之乱”是唐朝最致命的打击，使一个貌似强大、盛况空前的唐朝几乎倾覆，唐朝的几十万中央大军不堪一击，唐明皇李隆基出逃成都成为流亡政府，太子李亨被大臣百姓们留在河朔之地肩负收复长安的重任。也是乱世出英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郭子仪横空出世，以河朔之军担当起匡扶社稷的大任，成为一代安定天下的名臣。　　郭子仪的功勋主要是三个方面，其一是平定“安史之乱”，安禄山出兵反唐时，原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因是安禄山的近亲而被撤换，郭子仪由朔方右厢兵马史、九原太守接任节度使，掌管一方兵权从而东征西讨，奋力收复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把一个游击太子李亨接回首都做上皇帝，所以李亨感激不尽地说：“吾之家国，由卿再造。”可见国难思良将，也是流亡君主的一派由衷之情。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代宗李豫把公主嫁给郭子仪的儿子郭暖，小两口吵架互不相让，郭暖一时口出狂言：“你别摆公主的臭架子，别忘了你爸爸这个皇帝还不是靠我父亲当上的，我父亲不希罕做皇帝。”公主赌气向皇帝李豫告御状，而李豫这个岳丈人却很会和稀泥：“这事你小不知事，若是郭子仪想当皇帝，这天下就不是咱们李家的了。”郭子仪知道后马上捆绑儿子向皇帝负荆请罪。李豫却说：“小两口吵架的话何必当真，不痴不聋，不做家翁。”李豫一付通情达理的老丈人的样子。郭子仪的第二大功劳就是平定内乱，安抚社稷。“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形成藩镇割据之势，大一统的形势一去不复返，大半地方不服天朝管，中央政府只是享有统一的名分。而且这些掌管重兵的军阀还向唐朝要官品、要地盘，这时的唐朝危机四伏、祸起萧蔷，后院子总是火光冲天，没有一时的安宁。郭子仪就是一个冲锋陷阵的救火队员，左突右挡，平定内乱，勉强维持着唐朝的表面统治。比如当时的重臣仆固怀恩，因不满朝廷对他的安排，三年内两次勾结吐蕃、回纥合兵扫荡中原，都是郭子仪临危受任，几乎是靠一己之力化解了险情，弄得皇帝感激涕零。其三是挡住了吐番、回纥、契丹等少数民族的入侵，加强了边疆重镇的防御，几度击溃了外虏的入侵，使“安史之乱”以后不堪一击的唐朝统治得以维持国土。郭子仪由于平定“安史之乱”等功勋，成为当时最显赫的重臣，当朝给予很高的荣誉，封藩赐王，身兼数职，享有最高的官禄。史书上说：“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终。其将佐至大官者甚众。”　　郭子仪这样圆满的结局是令人羡慕的，试想一个功高盖主的人，能走出“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一怪圈能有几人？能够功高而不败落、位极而不犯众、权重而不招祸，善处官宦，全身而退的能有几人？郭子仪是少许几个得以善终的勋臣。　　其实郭子仪的经历决不像其盖棺定论那样美满，也经历磨难和曲折。“安史之乱”后，唐朝皇帝最猜忌地方拥兵的重臣，他们用郭子仪平定内乱，又担心郭子仪拥兵自重，夺取他们李家的王朝。因而在任用郭子仪上也一再矛盾，用，担心郭子仪拥兵自重，不服天朝管；不用，又内忧外患，无人堪担大任，所以郭子仪也有三次废除兵权的经历。第一次罢兵权是在公元759年，当时还处于“安史之乱”的中后期，安禄山虽死，但史思明受降之后再次反唐，东都洛阳沦陷，河北、山西、河南大片失守。这一关键之时，肃宗李亨却听信宦官仇士良谗言罢除郭子仪兵权。不久有人说天下未平，不应置郭子仪于散地，肃宗李亨想再次起用郭子仪，还是被仇士良所阻。直到762年太原、绛州(山西河津市)发生军变，动乱危及社稷，才启用郭子仪安抚。当时郭子仪觐见病危的皇帝，李亨说：“河东之事，请你全权处理。”郭子仪得此“上方宝剑”匆匆处理乱局，刚刚安定局面，不久又被罢免了兵权。第三次启用是在763年，这时“安史之乱”虽然结束，但由于边防重兵都调入平定“安史之乱”，广大的边防线非常空虚。这一年，吐番入侵中原，兵临城下，代宗李豫逃出长安，一片混乱。这时又想起了郭子仪这个“救命稻草”。可此时郭子仪久不掌兵权，树倒猢狲散，部将均已离去，只纠集了20余人，匆忙集合散卒，招募兵马，于长安城外虚张声势，搞疑兵之术。好在吐番只稀罕掠夺财物，没有长期治理之策，很快撤离长安。这样郭子仪才收复长安，迎接新皇帝代宗李豫回来，李豫深表歉意说：“没有早启用你才导致如此的动荡局面。”　　可见，郭子仪这三次起落，基本上处于“安史之乱”时期，按理说正用得着郭子仪这条“老走狗”狩猎，怎么可以豢养起来？皇帝的逻辑是怕郭子仪拥兵割据一方，刚刚除掉安禄山、史思明这两只豺狼，又亲手培植出一只更为难训的猛虎。这就难怪皇帝为什么总是轻信奸臣谗毁忠良，那些直臣、忠臣总受迫害？其实这就是封建帝王的猜疑心理，他们心里怕鬼，猜疑在先，才听信谗言。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换成苏轼文诌诌的话就是“木必先蠹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可以说，历代统治者都不信任和防范重臣，开拓疆土的皇帝还能够放手为其所用，让这些大臣为他们家王朝买命。而到了“安史之乱”之际，唐朝的皇帝被这些割据一方的重臣害苦了、吓怕了，那敢再放任郭子仪这样的重臣。这时唐朝的统治者开始信用宦官，战区用宦官做“军容监察使”，其目的就是防范监督这些战区司令官们。统治者认为净身的宦官还能传宗接代，不会为后世谋取江山。况且奴才总是听话、为主子尽忠，就是叛逆也翻不起大浪。这样想来，郭子仪被赋闲在家已是万幸中的万幸了。　　郭子仪也确实是一个十分晓事、深谙皇帝心理而守规矩的“老走狗”。他忠恳谋国，总是在国乱当头临危受命，不遗余力地救皇帝于水火。一旦产生猜疑，我就挂印归朝，全身而退，毫无怨言，不留任何猜疑的尾巴。你看759年，肃宗李亨让郭子仪回朝，以李光陛代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元帅，众将不服，欲拥兵强留郭子仪。子仪谎称为宣旨的中使饯行，结果中途跃马而去，孑身归朝。可见郭子仪淡泊功名，坦然面对去留，而且总是让位让权。他曾先后让权于他的后任者李光陛和朔方偏将仆固怀恩，在平定“安史之乱”后马上提出中原裁军，要求先裁自己的部队，由河南重地移师西北戊边。其实，处在同一时期的蕃臣都很难处，与郭子仪齐名的李光陛也是出自朔方名将，与郭子仪一同制服安禄山，后期郭子仪被解兵权，由李光陛接任，南征北战，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也是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之臣。但由于惧怕遭朝廷近臣谗毁，不听朝廷调动，在后期朝廷面临吐番入侵的情况下，观望不前，没能赴难救驾，最后忧郁而死。仆固怀恩本来是郭子仪手下的一员偏将，朝廷因为猜疑扶持他接任郭子仪，在评定“安史之乱”特别是后期剿灭史思明的战争中，舍生忘死，冲锋陷阵，家族有46人捐躯，有两个女儿远嫁回纥首领，贡献给唐朝的“和亲政策”。仆固怀恩虽然勇猛无比，却没有郭子仪忠诚，他从朝廷对待郭子仪之中已看出苗头，知道平定“安史之乱”以后就没有他作用了，打起了玩寇自重、树立异己、拥兵一方的算盘。所以他极力将史思明投诚的旧将推荐为河北重镇的节度使，与他们搭帮结伙，还拼命拉拢勾结吐蕃、回纥、不丹等国，形成自己的势力。这样的豺狼心态怎能满足于朝廷的待遇，直接质问皇帝对他的不公，干脆打出反旗，成为引吐蕃、回纥攻打唐朝的反臣。可见不用郭子仪而江山动乱，险些断送唐朝命运。唐朝的衰落自然是“安史之乱”造成的，但闲置郭子仪而用人不当也是重要原因，直接影响了唐朝的中兴大业。想想不用郭子仪只是个人的去留，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却失去了一次发展的机遇，这些个人际遇和国家命运的联系总令人感叹不已。　　说实在的，郭子仪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安邦定国的功勋，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功高盖主，又能善处其变，名则保身，处乱世而不倒的个人品行和大度处世的魅力。郭子仪在官宦险恶的境况里，重来都是以大局为重，不起事端，不陷是非之地。当时仇士良、元载、程元振等朝内高官，都猜嫉郭子仪，向皇帝说了不少郭子仪的坏话。郭子仪总是君子气度，不与争论，不结宿怨，用自己忠勤报君的行为化解险情，善处之间。他对待迫害其最深的仇士良总是坦然处之，以德报怨。一次，仇士良请郭子仪吃饭，别人告诉他是鸿门宴，凶多吉少，都阻止郭子仪赴宴。但郭子仪却认为我是朝廷重臣，没有皇帝的旨意谁敢加害；若是皇帝的旨意又怎能回避，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一付磊落浩然、生死以赴的气慨。结果只带几个贴身侍卫赴宴，弄得仇士良吃惊为什么如此轻车简从？当得知事由之后，仇士良都拜服在地，赞赏郭子仪是长者风度，结果不但化险而且服人之心。还有那年郭子仪在外边为唐朝南征北战，家中的祖坟被掘墓了，满朝大臣都认为是仇士良所为，担心郭子仪愤而起兵“清君侧”，又将闹出一场浩劫。连皇帝李豫都陪着小心地抱歉没有看护好郭家的祖坟。结果郭子仪却老泪纵横地说，老臣长年带兵征伐，不知毁掉多少人家的祖坟，这次轮到别人挖我的祖坟，也是老天报应，怨不得别人。一场轩然大波被郭子仪的达观气度所化解。这样忠诚谋国的老臣，怎么可能被谗言毁掉，因而能够立足于权力斗争的怪圈之外，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几个例外。　　但郭子仪这种化解厄运的方式消耗了很多的智慧和体能，不仅是他个人官宦命运的起伏，更影响到社会进步发展的进程。试想如果皇帝至始至终信用郭子仪，至少“安史之乱”能早平定4年，不会出现后来史思明又一次的反戈一击的第二次灾难；也不会出现用仆固怀恩代替郭子仪，从而养患遗害，直接造成了其后更为严重的藩镇割据之势。那样，我们引以骄傲的唐朝就不会那么早地衰退，中华文明就会更为绚丽夺目。可惜历史重来没有这种假设，国家的衰退和民族的劫难，都归咎于统治者用人的错误。在封建“家天下”的体制下必然导致“用人而疑、功臣难处”的怪圈，这种错误就像诅咒成为一种阴暗晦涩的轮回，这才是值得我们认真防范和剔除的弊端。